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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金融促汽车消费潜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汽车驶入寻常百姓家，如何有效延伸汽车金融专业性服务，引导汽车金融行业规范运营？这对于提升消费者体验、促进汽车产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近日，银保监会发布《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在总结汽车金融公司行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基础上修订形成，有助于加强汽车金融公司监管，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强化监管制度保障

　　汽车金融公司是指经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专门提供汽车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早在2004年，我国就成立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标志着汽车信贷正式迈入专业化服务阶段。经过多年发展，汽车金融行业吸引力不断增强。截至2021年年末，25家汽车金融公司资产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068.94亿元，同比增长3.01%；零售贷款车辆681.22万辆，占2021年我国汽车销量的25.93%，同比增长0.47个百分点；经销商批发贷款车辆411.04万辆，占2021年我国汽车产量的15.76%。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过去10多年，国内汽车金融行业发展迅速，汽车金融市场初具规模。汽车金融业务发展一方面反映国内汽车行业发展快速，规模不断扩大，汽车产业链对金融服务需求愈发强烈；另一方面，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汽车金融业务也为汽车行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业务发展潜力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汽车金融公司在名称中应标明“汽车金融”字样。未经银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机构名称中使用“汽车金融”“汽车信贷”“汽车贷款”等字样。周茂华表示，规范汽车金融公司名称使用，主要是避免对消费者构成误导，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汽车金融公司规范经营，聚焦主责主业。

　　为适应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需要，监管部门从汽车金融公司成立初期就制定了有关行业发展规则。比如，原银监会在2003年发布《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规范汽车金融服务有序发展。此后，原银监会于2008年再次发布新《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对2003年颁布实施的《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作出重要修改。《办法》在业务界定等方面对汽车金融公司做出一般性的原则规定，有利于为汽车金融公司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为缓解汽车金融公司资金短缺、压降业务风险，银保监会发布了有关汽车金融公司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支持符合许可条件的汽车金融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二级资本债券。这些举措不仅拓宽了汽车金融公司补充资本渠道，有效缓解资金来源窄、成本高难题，还有助于提升汽车金融业务扩张能力，促进企业发展壮大，更好服务市场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汽车金融市场发展势头愈发强劲。《办法》自2008年修订以来已有14年，业务范围、机构准入政策、监管指标等方面已不适应最新的监管要求。此外，汽车金融公司的业务范围偏窄的现状已经很难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贷款需求，亟待通过修改老《办法》，扩展业务范围和增加业务品种。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汽车金融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办法》已不适应新时代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汽车产业发展呈现新特征，汽车产业价值链已从单一的汽车销售延伸至售后用车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近年来银保监会在公司治理、股权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监管制度不断完善，有必要在监管法规方面衔接一致。

　　适度放宽业务范围

　　2022年以来，我国采取多种举措稳经济促消费，推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稳步增加。比如，国务院部署33项政策措施提出，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逐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数量、放宽购车人员资格限制。这些措施为推动汽车消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各地区之间人员、物资往来愈加频繁，日常代步、自驾游、公路运输等用车场景有望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征求意见稿》在内容上较原《办法》作出了较大调整，《征求意见稿》将汽车有关贷款、附加品融资等业务列入展业范围，引导汽车金融公司全面服务汽车消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在具体业务上，汽车金融公司可从事汽车经销商和汽车售后服务商贷款业务，包括库存采购、展厅建设、零配件和维修设备购买等贷款。《征求意见稿》通过优化汽车金融公司业务范围，有利于发挥汽车金融公司专业优势，支持汽车产业链下游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此外，《征求意见稿》将汽车附加品融资列入业务范围。允许客户在办理汽车贷款后单独申请附加品融资，附加品融资金额不得超过附加品合计售价的80%，合计售价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金额不得超过合计售价的70%。这里所说的汽车附加品是指依附于汽车所产生的产品和服务，如导航设备、充电桩、电池等物理附属设备以及车辆延长质保、车辆保险、车辆软件等与汽车使用相关的服务。周茂华表示，该规定主要是合理控制汽车附加品融资杠杆率。同时，严格资金用途“专款专用”，主要是出于防范高杠杆、资金违规使用等潜在金融风险。

　　同时，允许售后回租模式的融资租赁业务。鉴于售后回租的法律关系已厘清，以售后回租模式开展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可以解决直租模式下融资租赁车辆无法异地上牌的老大难问题，也有利于落实“同质同类业务统一监管标准”。同时规定回租业务必须基于车辆真实贸易背景，租赁物必须由承租人真实拥有且不得低值高买等。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汽车金融公司开展汽车附加品贷款和融资租赁业务应当客观评估汽车附加品价值，收集附加品相关交易资料或凭证，并加强贷款资金支付和用途管理。汽车金融公司还应当通过合法方式获得借款人或承租人的征信信息和其他内外部信息，全面评估借款人或承租人的信用状况。

　　总体来看，《征求意见稿》适度放宽业务范围，支持汽车金融公司扩大服务对象、丰富金融产品种类，加大对中小微经销商、汽车销售服务商及居民购车消费的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汽车制造业稳定增长，有助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力促行业稳健运行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汽车金融公司行业发展报告(2021)》从流动性比率、资本充足率、不良率深度分析汽车金融行业运行情况显示，总体上稳健运行、资产质量优良。截至2021年年末，行业平均流动性比率达201.35%，远高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水平；行业资本充足率为21.79%，比2020年末增加0.39个百分点；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为0.58%，较2020年虽上升0.09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水平。

　　近年来，我国汽车金融公司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面对市场参与者不断涌现、消费客群变动等多重考验，汽车金融公司依托大数据、线上化等渠道，加快拓展信贷业务，满足了消费者买车、换车等金融需求，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愈发牢固。

　　当前，汽车金融行业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正在加速推动汽车金融公司转型发展。一方面，造车新势力为其创造了新的业务增长极。这几年，小区里、大街上“绿牌”纯电车多了起来，不仅外观设计动感前卫，车型和品牌也十分丰富。记者采访发现，多数年轻消费者通过贷款购车成为有车一族，提前享受到四轮出行带来的乐趣。“我买的电动车用了汽车金融公司贷款，最直观的感受是办理过程审批快、贷款利率低，由于我每月还有房贷要还，因此我选择低首付、长期限的贷款方式。”“90后”司机张杰说。

　　新能源汽车的火爆也带动汽车金融公司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巍表示，新能源汽车带来新的消费场景，比如更多转为直销模式，线下购车转为线上，原来是一次性购买现在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升级，原来去店里保养维修现在更多去充换电等，这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为汽车金融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另一方面，二手车金融也成为汽车金融公司一个新的重要分支。《征求意见稿》明确，汽车金融公司开展二手车金融业务应当建立二手车市场信息数据库和二手车残值估算体系，严格把控交易真实性和车辆评估价格，防范车辆交易风险和残值风险。据公安部统计，目前我国社会汽车保有量超3亿辆，千人汽车拥有量超200辆。未来，汽车产业迭代更新加快，将有更多汽车流入二手车市场。目前在部分城市，二手车交易数量甚至超过新车销量，随着监管推动市场规范化运行，汽车金融公司势必大有可为。但是，专家建议，行业要前置建立与二手车业务规模和风险状况相匹配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识别、计量、监测、控制或缓释各类风险。

　　此次《征求意见稿》为进一步压实汽车金融公司风险管理，提出一些具体监管指标，要求汽车金融公司严格遵守。比如，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等监管指标要求；对单一借款人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对单一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同时，银保监会可根据监管需要对上述指标做出适当调整。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一帆表示，这些规定有助于加强对汽车金融公司的风险控制，提高风控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通过指标约束不断夯实其抗风险能力，进而优化汽车金融公司的经营发展和管理效率。

　　近年来，银保监会为促进汽车金融行业稳健发展，积极引导汽车金融公司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摒弃“高收益覆盖高风险”的粗放风控思路，加大风险管理人才引进和专业能力培养力度，提高汽车金融公司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李一帆建议，汽车金融公司未来应充分考虑自身组织形式、股权结构和业务特点等现实情况，进一步对标监管要求，通过不断规范业务开展、严格落实风控管理、持续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等方式，保障自身合规经营和行业稳健发展。

　　王宝会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