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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滋味，中国军人与您分享******

　　一锅汤，喝出一家人最期盼的团圆

　　大年三十，陆军上尉陶建霖踏上了熟悉的返乡路。此时，陶建霖的母亲也在忙碌着。灶膛里，红通通的火苗舔着锅底。灶头上，羊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屋里屋外，香气四溢。

　　上一次回家过年，还是4年前。那次，陶建霖请假回来探望病重的爷爷。那年除夕夜，一家四代人聚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后来，爷爷去世，四世同堂的幸福成为永远的回忆。

　　高铁自南向北飞驰而去。落日余晖下，黄土高原沉寂又厚重。望着车窗外熟悉的风景，听着乘客们熟悉的乡音，那些停留在陶建霖味蕾上的记忆，逐渐被唤醒。他开始期待晚上的年夜饭，尤其是妈妈亲手炖的羊肉。

　　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炖煮，羊肉的肌肉纤维软化，饱含水分，不腻不膻，丰盈鲜美。“羊”字是“鲜”字的一半，这体现了中国人对味道至高的评价。

　　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烹饪羊肉的传统，各方水土造就了羊肉风味上的差异。陶建霖的家，位于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草原的过渡地带。这座位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四地交界处的小县城，盛产羊肉。融合了多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天南地北风味的独特美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无尽口福。

　　“母亲炖的羊肉滑嫩多汁。离开家这些年，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炖羊肉。” 陶建霖今年30岁，瘦瘦高高。小时候，他和哥哥随父母住在乡下。只有哥儿俩考了好成绩，家里才会炖羊肉。

　　“儿子一到家，羊肉就出锅。快打电话问问，他们到哪了？”母亲转头对家人说。羊肉咕嘟嘟地冒着泡，只需等待最后一步：装盘之前，再加点盐提鲜。这是母亲多年炖羊肉的经验。

　　“爸，我们快到家了！”这次，陶建霖还带着妻子一同回来过年。由于工作特殊，他和妻子两地分居，结婚3年来见面的时间屈指可数。这次一同回家过年，对小两口也有特殊的意义。

　　对这顿来之不易的团圆年夜饭，老两口倾注了更多感情。儿媳妇是广西人，喜欢甜食，很少吃辣菜。母亲一直担心，她能否吃惯北方的菜。

　　陶建霖和妻子刚到家门口就闻到了炖羊肉的香气。“快，先尝尝！”母亲赶忙招呼道。

　　“等所有菜都上桌再一起吃吧！”陶建霖说。

　　“不打紧，先吃一口。”母亲笑盈盈地回复。

　　“妈，您炖的肉真好吃！”听见儿媳妇说喜欢吃这道菜，母亲长舒了一口气，眉梢眼角都是爱和笑意。

　　陶建霖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家里杀一只鸡、吃一顿肉，往往招呼很多亲朋好友过来吃。即使一整只鸡，一大桌子人分到嘴里也没几块。掌勺的母亲通常会悄悄把孩子叫进厨房，在饭菜上桌之前，先吃上一块肉。

　　“先吃一口，这应该是所有母亲对孩子的偏爱吧。”陶建霖说。

　　随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菜上桌，一家人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此刻，羊肉香气四溢，房间里洋溢着温暖。

　　一家人围坐一起共享美食，就是相聚的味道，也是一家人期盼的幸福。

　　这份炖羊肉的背后还有多少故事，记者无法尽知。然而，每一名中国军人的年夜饭里，一定都饱含着同样的亲情、思念和感恩。

　　千里之外。陆军二级上士陈朝智和战友们聚餐时，桌上多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猪肚鸡汤。

　　广东人常说“宁可食无菜，不可食无汤”。对于煲汤这件事，陈朝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只要他一回家，母亲就会买菜煲汤。

　　带着精挑细选的新鲜猪肚、土鸡等食材，母亲来到第73集团军某旅装步一连炊事班。陈朝智没想到，这个春节自己竟然会在部队喝上母亲炖的汤。

　　“阿姨，听朝智说，您炖的猪肚和鸡肉又嫩又滑，有没有什么妙招？”厨房一下子热闹起来，炊事班的战友纷纷想来拜师学艺。

　　“熬汤用冷水，慢慢地加温，让猪肚和鸡的营养充分溶解到汤里，其他食材也要准备好……”母亲在锅里加入红枣、枸杞、芡实等食材，慢慢炖煮。

　　“看得我们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你们班的人可真有口福。”帮厨的战友们盯着开始冒热气的鸡汤，好生羡慕。

　　母亲把汤烧开转小火说：“儿子，汤快出锅了，快去招呼一下战友们。”

　　想到班里的小李最近生病，陈朝智特意将第一碗汤送到他手上。喝下这热气腾腾的汤后，小李一边咂嘴一边问：“陈班长，阿姨往这汤里加了什么魔法？我喝完身子马上暖和起来啦。”

　　屋外天寒地冻，屋里其乐融融。陈朝智和战友们喝下热汤，暖心暖胃……

　　一碗面，穿越时空温暖胃和心

　　手机屏幕上的数字跳出“18:00”时，急促的哨音响起。随着口令下达，官兵依次坐到了聚餐的大圆桌前。

　　锅包肉、土豆炖牛肉、水煮肉片、小鸡炖蘑菇、蒜蓉西兰花、清蒸鲈鱼……各大菜系的不同美食把转盘桌摆得满满当当。

　　墙上电视里，循环播放着来自各行各业人们的新春祝福。火红的中国结和气球，把食堂装点得格外喜庆。

　　此刻，西部战区空军某边防雷达站，迎来了一年里最快乐的时光。过年的热闹，感染了每一名战友。

　　节日聚餐的主食里，有一盆面条。三级军士长老胡挑了满满一大碗面，端起来大快朵颐。刚来部队时，这个南方小伙子还常常对着面条叹气。没想到，当兵十几年后，自己竟爱上了面食。

　　南方人喜食米饭。老胡记得，刚下连那会儿，连队每周会吃一次面条。那顿饭，他宁愿饿肚子，也不动筷子。炊事班的战友变着花样做面条，鸡肉蘑菇面、羊肉萝卜面、排骨土豆面……看着北方的战友们大口大口吃得那么香，他就是吃不下去。

　　一次演习，战斗值班结束时已是凌晨。连队专门安排炊事班做了面条，还特意交代给每个人碗里加两个鸡蛋。

　　看着面前满满一碗面条，老胡直咽口水——不是想吃，而是想吐。强忍着难受，他从炊事班拿了个馒头就着辣椒酱吃了。后来，战友们调侃说：“上机能值班，下机能训练，就是吃不了一碗面。”

　　每逢吃面，绕道而行。就这样，老胡和面条“杠”了整整10年。

　　改变，始于一年冬天。当时，老胡调整岗位，调到某边防雷达站。坐了一天的车，老胡到连队已是傍晚。同年兵康雪胜得知老战友过来，特意做了一碗手工面，搭配了鸡蛋、肉和青菜。

　　“这是咱们站仅有的一点好东西了。”康雪胜搓搓手，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座雷达站，距离城市很远，冬季物资补给困难。为了做这碗面，康雪胜在炊事班翻箱倒柜地找了个遍。

　　“再不喜欢吃，我也得咽下去！不能辜负战友的这份心意啊。”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味觉反应，老胡发现这碗面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吃。

　　康雪胜盯着老胡吃完后笑了笑说：“其实，我早就听说你不吃面条。这碗面，我是按照你们老家米粉的方式做的。”

　　听到这句话，老胡眼睛一酸，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没想到，这个粗犷豪放的西北汉子心这么细。”

　　从那以后，不吃面条的老胡慢慢开始吃面条，一碗，两碗，三碗……

　　后来，康雪胜退伍了，老胡开始自己学做面条。那年休假，他专门为家人做了一回融合南北风味的手工面，全家人对他的手艺竖起大拇指。

　　如今，每次看到食堂做面条，老胡就会想起曾经的自己，然后挑上一大碗，哧溜哧溜全吃光。

　　一碗面，凝聚了战友情，见证了军旅时光。此心安处是吾乡。还有很多和老胡一样的军人，已经把驻地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对军人来说，军旅时光里总会有一碗面相伴，第81集团军某旅装甲步兵二连排长陈敏杰也不例外。

　　7年前，陈敏杰从新疆入伍，跨越数千公里来到新训部队。一群热血青年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开始了他们的军旅生涯。

　　新兵连第一天，高大帅气的班长胡东杰，热情地领着陈敏杰进了班。晚上，陈敏杰不自觉地紧张起来。班长拍拍他的肩膀说：“上车饺子下车面。走，班长带你们吃面去。”

　　吃惯了家乡香气四溢的拉条子，陈敏杰眼前这碗清淡、糯软的热面条，显得索然无味。不过，这碗面他吃得格外香。在班长和战友的关心鼓励下，他渐渐扫净了心中的疲惫和紧张，军旅之路也从这碗温暖的面开始启程。

　　在军营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是哪种食物，总是能在某一个时刻，借着那些温暖的味道，给人心灵的慰藉。

　　今天，空前丰盛的食物不停吸引着我们的味蕾。但军营里的这碗面，仍有不同寻常的滋味，永远温暖着我们的胃和心。

　　一盘饺子，因为加入爱的佐料而美味更足

　　饺子，是中国人过年最重要的主食之一。

　　熟练地调馅，擀皮，包馅……尽管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少校孙书鹏已经掌握了包饺子的“核心技术”，但越临近年节，他就越思念妈妈亲手做的饺子。得知母亲今年能到部队来一起过年，他高兴极了。

　　在母亲眼里，孙书鹏和家里聊起部队生活，从来都报喜不报忧——“昨天考核，我考了满分”“前几天比武，我拿了第一”……

　　夜训结束，精疲力尽的孙书鹏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空荡荡的胃不时提醒他，要是能吃上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该多香！

　　盼着盼着，母亲这一次真到部队过年了。除夕那天，营区张灯结彩。洗菜、切菜、揉面、拌馅、准备佐料……炊事班准备年夜饭的身影里，多了一个慈祥的身影。

　　饺子一个个下锅，又一个个顺着热气浮起来。“饺子熟了，快尝尝。”母亲笑着和大家说。孙书鹏微闭双眼一口咬下去，尝到了久违的熟悉味道。

　　食堂聚餐现场，通红的光亮映着一片欢腾景象。“妈妈牌饺子”一上桌，战友们就开始了“光盘行动”。啧啧称赞声中，军营的年味又浓烈几分。

　　吃完年夜饭，孙书鹏禁不住问起母亲包饺子的“秘方”。结果，他几番对照，发现自己的做法与母亲的配方并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孙书鹏半开玩笑地追着母亲问：“妈，你是不是藏着什么独门绝技，还没有传给我？”

　　母亲淡淡一笑，若有所思地说：“家乡的菜、家乡的水，才能做出家乡的味。可能，这次的饺子是我做的，你才会觉得味道特别熟悉。”

　　那一刻，孙书鹏豁然开朗：家乡的味道藏在一粥一饭中。家常美味，也是幸福滋味。如果说还有什么特殊的佐料，那一定是无可替代的亲情与关爱。

　　春节期间，海军山东舰组织官兵包饺子。来自天南海北的战友们，包出来的饺子形状颜色各异。

　　“不同的饺子颜色，代表着不同的甲板识别服。这是我们航母饺子的一大特色。”餐厅里，航空保障部门的女舰员连惠靓，正带着班里战友们忙得不亦乐乎。

　　教导员骆宝库端着刚出锅的饺子来到机炉舱，递给正在值班的锅炉兵刘海洋：“新春快乐，我们给你送来了第一锅饺子。”

　　将第一锅饺子送到战位上，是海军山东舰过年的习惯。吃着热腾腾的饺子，刘海洋感觉心里暖暖的。

　　爱，是最珍贵也最平凡的佐料。新春佳节，同一屋檐下、同一战舰上，亲人和战友们一同下厨做饭，一同享用美味，用食物慰藉彼此，感受着亲情与战友情交融凝聚的力量。

　　一盘盘热腾腾的饺子，盛满一个个小家的幸福，也装满了祖国这个大家的幸福。

　　(解放军报 记者 程雪 采访中得到谢安、杨鹏飞、韩一民、谢林吉、谢思、杜黎鑫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撰文 扬·克拉森（Jan Claassen） 布赖恩·L.埃德洛（Brian L.Edlow） 翻译 臧迪

　　昏迷病人无法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看上去早已失去了意识。但科学家发现他们大脑深处潜藏着隐匿的意识，这很可能是他们能否苏醒甚至康复的关键。

　　1.神秘的昏迷

　　一个医疗小组围在玛丽亚·马祖尔克维奇（Maria Mazurkevich）的病床四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而她却什么都没做。7月里炎热的一天，30岁的马祖尔克维奇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收治入院。在入院前数日，她在家中突然丧失了意识。起因是大脑血管破裂，出血区域对她大脑的关键区域造成巨大压迫。彼时，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的医护小组正在寻找能表明马祖尔克维奇可以听到他们的任何迹象。她当时还需要机械呼吸机辅助呼吸，生命体征平稳，但没表现出任何具备意识的迹象。

　　马祖尔克维奇的父母也在她的病床边问道：“我们能和女儿说话吗？她听到我们说话了吗？”但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在两位作者中，克拉森医生是马祖尔克维奇医疗小组的成员。当他要求马祖尔克维奇睁开眼睛、举起两根手指或者动动脚趾时，她一动不动。她的双眼也不会跟随视觉线索移动。然而，她的亲人仍认定她还“在那里”。

　　马祖尔克维奇确实“在”。医疗小组给她做了脑电图（EEG）——通过在头部放置传感器来监测大脑的电活动，同时要求她“持续开合右手”，然后“停止开合右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的手没有任何动作，但在两种命令下，她的大脑活动模式表现出了差异。大脑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她察觉到了这些指令，并发现这两种指令是不同的。此后大约过了一周，她的身体开始跟上大脑的步伐。伴随着细微的反应，马祖尔克维奇开始渐渐苏醒过来。不到一年，她几乎完全康复了，身体和认知能力都没有出现重大缺陷。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药剂师。

　　2.隐匿的意识

　　马祖尔克维奇的经历展示了“隐匿意识”（covert consciousness）的存在：一种大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外部世界、身体却没有反应的状态。当医生使用先进的脑成像方法或复杂的脑电活动监测技术，对表现为昏迷或其他无反应状态的病人进行评估时，高达15%~20%的病人能表现出具备隐匿意识的迹象。但多数能探测到隐匿意识的技术和方法，直到近期才得到完善。

　　这些方法正在改变我们对昏迷和其他意识障碍疾病的理解。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早期就发现拥有隐匿意识的病人，最终能完全恢复意识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更高。如果是在几十年前，这些发现可能会让绝大多数神经科医生和神经科学家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识别这种隐藏的意识状态，以及研发如何与处在这种状态的病人交流的方法极为重要。

　　昏迷病人的标准定义为无意识、无法被唤醒、没有任何知觉或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迹象。与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相比，由严重脑损伤导致昏迷的病人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差别，只是大多数昏迷的病人不能自主呼吸，需要依靠呼吸机和人工气道的辅助。

　　一些人认为陷入昏迷很容易恢复，或者反之，认为昏迷后，人就进入了一种“活死人”状态——这两种极端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现象，电影、小说等作品对于昏迷的通俗描述或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例如，在电影《杀死比尔》中，乌玛·瑟曼饰演的新娘突然从长期昏迷中醒来，在没有任何喂养管辅助进食的情况下，她看起来营养充足、状态良好，在数小时内就完全恢复了体力。然而，现实远比电影情节更具挑战性，昏迷病人漫长的康复之路，总是伴随着各种频发的医疗并发症、身体机能退化等问题。他们恢复的进程在缓慢地小步前进，但也不得不走上许多回头路。严重脑损伤后昏迷的病人通常需要留置胃管以获取营养，接受气管切开术以通过颈部的人工气道呼吸，而后还要经历数周至数月的康复阶段。但身体恢复的过程总是多变且不可预测，即使对于像马祖尔克维奇一样最终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昏迷病人过于悲观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这类病人都注定无法从昏迷中苏醒，直到最终离世，或者他们即使活下来也会伴有严重残疾。但对于一些病人而言，即便经历了长时间昏迷，他们仍有可能恢复意识、沟通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界对昏迷和意识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注意到，一些昏迷的病人睁开了眼睛，但没有表现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许多此类病人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至离世，这使得一些临床医生认为，一旦以这种方式失去意识，就不可能再恢复。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不同于昏迷，在植物状态下的病人可以睁闭双眼，但他们仍然无法做出自主反应。这些报道推动神经重症监护和康复医学领域发展出了更精细的分类，比如微意识状态。这一状态的特征是具备非言语反应，比如用眼睛追踪物体，或间歇性遵从指令。医生发现，病人的预后与所处的这些状态有关。例如，从植物状态转变为微意识状态的病人进一步康复的可能性更大。

　　在重症监护室，能及早发现并预测意识恢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通常家属需要在病人受伤后的10~14天内决定继续还是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此时外科手术是支持长期辅助呼吸和临床营养的必要治疗方法。此外，对于隐匿意识的诊断还可能会影响照护目标、疼痛管理、临床医生和家属的床旁诊疗操作和护理行为、抑郁和焦虑管理等相关的临床决策。

　　3.理解和诊断

　　那么对于临床医生和病人家属，要如何理解隐匿意识呢？我们可以从闭锁综合征的视角来了解一些概念。闭锁综合征的病人可能保留了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认知，但无法支配身体执行大多数运动动作。这一病症说明了仅基于运动功能去判断意识、思维能力和情绪表现的局限性。1966年，神经病学家弗雷德·普拉姆和杰罗姆·波斯纳在他们的专著《昏迷和木僵的诊断》（The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中创造了术语“闭锁”。他们将大仲马的经典作品《基督山伯爵》中的诺瓦蒂埃·德·维尔福描述为“一具有着灵动双眸的尸体”。在临床实践中，闭锁综合征的病人通常无法移动他们的四肢，但许多人可以稳定地控制他们的眼球上下移动，从而响应口头指令。一些病人也能眨眼或者做出其他细微的面部运动。

　　以闭锁状态生活的体验，被《ELLE》杂志的编辑让-多米尼克·博比生动地描绘了出来。1995年，让-多米尼克·博比突发中风，中风阻断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和四肢的信号传递，也导致他失去了说话和移动四肢的能力。此后，他开始用眼球的移动来与他的语言治疗师交流，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于1997年出版）。这本书捕捉到了闭锁综合征病人可能会经历的恐惧、挫折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处于闭锁综合征状态的病人曾述说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

　　而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完全丧失了外在的运动反应，远甚于闭锁综合征的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丧失了内心世界。2006年，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M.欧文和同事检测了一名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年轻女性，该病人拟诊为植物状态。医疗团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对她进行了评估，该技术是通过追踪大脑中的血液动力反应来显示脑中的激活区域。在扫描过程中，临床医生要求她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正走过自己的房间。令欧文和同事惊讶的是，这位女士的大脑活跃程度与健康志愿者相当。而对比网球任务与步行任务，她的大脑活动模式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这表明她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大脑活动模式。

　　此后，临床医生在世界各地的病人中发现并确认了隐匿意识的存在，而这些病人有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2017年，麻省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收了一批严重脑损伤病人，他们看起来对外界毫无知觉，但临床医生却在他们身上同样发现了隐匿意识。这表明隐匿意识不仅会发生在病人昏迷数周之后，也可能发生在近期受伤的急性期病人身上。为了诊断隐匿意识状态，临床医生使用不同的行为任务，比如要求病人开合双手，或者想象自己正在游泳，同时他们借助脑电图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记录病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的脑响应。尽管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地的多个研究小组已经能再现这些脑响应。具有隐匿意识的病人在被要求移动身体部位或想象做某项活动时，可以有意地改变他们的大脑模式。但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试图完成指示运动的迹象。

　　然而，我们对这种认知功能超过运动表达的状态仍然知之甚少，而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也都有局限性。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在一些后来恢复意识的病人中检测到有意的大脑活动。同时，这两种技术还可能受到镇静药物的干扰，而镇静药物是保障大多数危重病人安全或舒适的前提。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房。这意味着，想要做磁共振扫描，就需要将身体状况不稳定的病人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机房中，这一过程很可能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磁共振成像的重复测量过程并不容易，因此它只能提供短时间内病人意识水平的快照。脑电图的设备倒是可以经常放在病床旁进行检测，它能在不同的时间内捕捉意识水平的快照——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重症监护室里其他医疗设备产生的电子噪声会影响脑电图读取到的信号，导致测试反映的是伪迹而不是真实脑活动。

　　尽管这两种方法仍然需要改进，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用来诊断隐匿意识，它们也已经在美国（2018年）和欧洲（2020年）的临床指南中得到认可。如我们研究小组在2019年发表的工作所展示的（2022年也再度证实），如果能在病人脑损伤后的早期探测到隐匿意识的存在，就可以预测病人在随后也能出现意识恢复的表现。预测还可以具体到行为的恢复、长期功能的恢复以及恢复的速度。而在此类研究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群科学家于2019年共同发起了“昏迷治愈行动”。这是一个由神经重症监护学会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引导医疗资源和公众关注这一疾病，达成研发促进意识恢复新疗法的目标。

　　神经病学家正尝试开发一种测试手段，用来判断哪些病人可能处于隐匿意识状态，从而为选出的病人做进一步的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检测。虽然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正在努力开发这种筛查方法，但进展缓慢。这是因为隐匿意识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性机制尚不明确，临床医生无法明确具体需要寻找些什么。最近的研究表明，脑损伤切断了丘脑——一个在身体和大脑之间传递运动信号和感觉信息的区域——与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这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然而，导致病人运动功能障碍、同时却具有隐匿意识的，可能并非单一类型的损伤，而是多部位出现的多种损伤的组合。严重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水平会经常波动，也使得检测隐匿意识的临床工作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意识水平的波动意味着单次评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信号，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接受多次测试。

　　4.与昏迷者沟通

　　基于最近有关隐匿意识的发现，研究人员正试图借助脑机接口设备与这些病人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沟通。当医生要求病人在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光标时，这些设备可以记录病人大脑的电活动。通过“训练”，计算机将“学习”识别病人试图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时脑中产生的生理信号。一旦训练完成，脑机接口设备就可以通过识别大脑模式来帮助病人用意念控制光标。这些病人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选择字母，实现拼写出单词。

　　显然，脑机接口设备将是隐匿意识病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理想途径。但若想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那些急性脑损伤病人而言。这些病人的持续注意能力可能已受到损伤，因此长时程的脑机接口训练通常不太可行。此外，重症监护室繁忙嘈杂的环境也不是进行脑机接口训练的理想场地。回到本文开篇描述的案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具有隐匿意识，而且她最终恢复情况极好，但她在当时也没能激活脑机接口，实现与医疗团队或家人的沟通。

　　事实上，隐匿意识病人与外界的沟通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现。几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马丁·蒙蒂曾研究过一组无行为反应的病人，他尝试用磁共振成像法判断他们是否具备隐匿意识。蒙蒂想探究的是，通过识别不同的功能性磁共振激活模式，判断病人是不是可以准确地回答出“是”或“否”。这项工作需要实时地分析成像数据，因此需要协调大量不同种类的技术。参考欧文在2006年的研究，蒙蒂也让病人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者正走过自己的公寓。不同之处在于，蒙蒂并非单纯地寻找大脑活动的信号，他更想知道病人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是否好到可以做出准确的应答。他告诉病人，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那么就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想象正走过自己的家。最终，蒙蒂在研究对象中识别出一位能使用这种方案进行稳定交流的病人——他创建了一种大脑活动模式用于回答“是”，另一种模式用于回答“否”。尽管对于这一方案能否扩展到更广泛的应用还存在疑问，但他的研究表明，与处于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进行沟通是可能的。

　　若想进一步改善与隐匿意识病人的沟通，需要在床旁使用可靠的工具来识别他们。目前，许多研究团队正在开发更先进的沟通技术，比如脑电图技术，因为它更容易纳入重症监护室的临床常规中。而在使用脑机接口设备时，也可以结合大脑活动信号之外的生物信号，比如心率，这样就可以通过算法解码病人控制计算机的意图，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对隐匿意识的诊断和探索，除了能解决救护危重病人这一紧迫的问题外，还具有探索人类心智的潜力。意识是我们之所以为人这种体验的根本，但在隐匿意识状态下，意识与行为却是分离的。那么隐匿意识病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什么呢？可以说，对隐匿意识的检测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个体人格和自主性的抽象理解。目前，我们还无法通过脑机接口与隐匿意识病人进行深入交流。而迄今为止，那些恢复了沟通能力的隐匿意识病人在之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记得有隐匿意识的经历。比如，马祖尔克维奇并不能回忆起她在重症监护室昏迷那段时间里的任何事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隐匿意识的经历仍然是一个谜。

　　但不管隐匿意识的发生机制如何神秘，医生都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和资源，在那些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的病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意识存在，这是对医生的道德约束，它并不神秘。在“昏迷治愈行动”的引导下，增加获取这些技术和资源的机会已是医学界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挑战。有了这些工具，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所有隐匿意识病人都能为自己发声的未来。

　　（本文译者臧迪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意识缺失状态的神经基础、意识障碍的神经影像诊断与神经调控治疗）

　　（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