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志愿者在霞浦县西胜村认筹认种抛荒地上挥锄耕作。摄影:邱炜
助农惠民,“四下基层”见事见人
八闽的盛夏,骄阳似火,却阻挡不了机关党员奔赴“自家田”的热情。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积极践行“四下基层”,纷纷走出办公室,下到田野中,与农户同劳动、话家常,感受农耕苦乐,宣传扶农惠粮政策,推动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帮助农村农民稳收增收,与基层群众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省文旅厅通过党员独自认种、众筹认种、支部结对认种、单位定点认种等多种方式,开展支农助农活动;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开展扶农惠粮政策宣传、助农产品推广消费等活动,用实际行动帮助农民稳收增收;省海洋与渔业局结合行业特点,开展“我在渔区有口塘”志愿活动,通过认养虾塘,进行技术指导、渔事劳作,进一步走近农民、了解农村、推动渔业发展。
认领乡间“一亩田”,更要深耕一份“责任田”,种下去更要管得好!全省各级机关持续跟进认种后续服务,多措并举,在“长效”“实效”上作文章。宁德市县两级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提供良田挑选、下单付款、售后跟踪等一站式服务,成立“粮耕保姆站”,全力解决耕作难题。同时筛选组建了21支农技服务队,不定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送技上门”服务。莆田市出台“稳粮发展12条”措施,以财政投入引导撂荒地整治扶持。同时成立由党员担任田长的“红色护田员”服务队,多渠道培育农产品伴手礼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南平市强化政策协同和资金保障,引导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参与撂荒地认筹利用工作,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德化县在党建引领、政策叠加、国企助力上下功夫,打好服务保障“组合拳”;平和县号召党员干部“以当年带头开山种柚的干劲带头开耕种粮”,做到“认种与助农”结合、“开耕与护绿”结合、“引领与聚力”结合。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不断完善“认、种、管”模式,优化个性化定制内容,帮助指导发展优势特色农业。
助农惠民,见事更要见人。各级机关在认筹认种中,紧密结合开展“四下基层、福行八闽——尊老爱幼、扶困助残”活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疫情影响下中小微企业发展、农产品销路、农民就业、乡村治理等农村实际情况,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每到一处,机关党员都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开展慰问和扶助,及时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中,机关党员与基层群众拉近了距离、密切了感情,进一步树牢党的群众观点,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我们希望通过引导全省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四下基层’,将认筹认种志愿活动作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实施机关党建‘三提三效’行动的重要抓手,不断健全完善活动机制,帮助农村农民稳收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机关党建“三级联动”在助力乡村振兴、助农惠民中焕发新的生机!”省直机关工委负责同志介绍。
“沉睡”的土地被唤醒,农人们不再望“田”兴叹,而是对每寸土地、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
省直和宁德市直单位党员在“蕉城良田”认领开耕活动中进行插秧比赛。阮传龙摄。
蓄势赋能,振兴乡村稳扎稳打
稻谷飘香季,颗粒归仓时。由全省各级机关党员认筹认种的农田已是稻谷金黄、瓜果飘香,万亩抛荒地迎来夏秋好收成!本周初,认筹认种抛荒地上产出的300袋“西胜大米”,经过简单加工和包装,就要分送到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的手中。“机关党员干部到乡间认领抛荒地,提高了村民种地积极性,收成比往年更好了。”霞浦县盐田乡西胜村党支部书记肖风望着丰收景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和霞浦县盐田畲族乡西胜村的丰收情景一样,八闽大地处处呈现喜人丰收景象。“嚓嚓嚓”,沉甸甸的稻穗应声倒下;“嘭嘭嘭”,黄澄澄的谷粒欢快地蹦开。看,田间地头那一个个挥汗如雨、收割打碾的忙碌身影,可不只是勤劳质朴的农民,更有来自全省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看到数月前亲手插下的秧苗已又青又壮,机关党员们喜上眉梢。恰逢水稻拔节长穗期,大家头顶烈日,脚踏黄土,和村民们一起挽袖卷裤,挥镰割草,干劲十足。“因为是自己认种的地,洒下了汗水,所以倍儿有感情!”朴实的话语道出不少人的心声。
土地抛荒,是近年来不少农村面临的共同难题。机关党员干部通过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用实实在在的耕耘“汗”卫粮食安全,切实盘活了农村弃耕抛荒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激发了全社会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上杭县上早康村驻村第一书记程清华高兴地说,认领认种不仅盘活了村里的抛荒地,而且村里一年将增加12万元的毛收入。“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在抛荒地复耕和机关干部助农之间搭起了一座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拓了新的作为空间。
新形势下,如何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搭建更多这样的联络桥梁值得深入思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增加群众收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不竭源泉。各级机关通过“插秧节”“开镰节”“丰收节”等农耕活动,帮助乡村策划组织开展春耕秋收等农事体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延伸产业链,做优“田间经济”。民宿、摄影、研学、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不仅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效促进农旅、文旅融合,也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激活了乡村振兴引擎。
健全和落实挂钩帮扶机制,进一步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认筹认种过程中,省直各单位以“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为纽带,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机关部门单位挂钩帮扶、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派员和驻村第一书记等制度机制要求,立足机关职能,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人才优势、智力优势、资源优势,加大调研指导力度,主动帮助挂钩帮扶单位加强党建、谋划项目、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协助解决乡村振兴、农业生产、项目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落实落细挂钩帮扶任务,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凝聚起更大能量和推动力。
省市场监管局党员干部在古田县薛后村体验金秋割稻,感受丰收喜悦。摄影:徐丽玲
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如火如荼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
针对一些机关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存在的“党性”“党味”不足、内容形式单一、创新不够等情况,省直各单位充分发挥我省红色资源“三多”的特色和优势,把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志愿活动与加强党员党性党风党纪党史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方式,让机关党员干部在重温红色记忆中接受对党忠诚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强化党性锻炼,切实把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写在田间地头上。活动开展以来,省直机关党组织到“一亩田”所在地农村开展“忠诚在心、岗位奉献”红色记忆主题党日活动300多场次,进一步丰富了机关党组织“三会一课”的内容,活跃了活动形式,又增进了党员教育的实效。
机关党建只有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新、活、实”,党的工作才会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才能找准定位、增强活力、发挥作用,才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机关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我在乡间有亩田”活动中很多党员发自内心的体会。在认种认领过程中,各级机关党组织立足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的核心职能,把握共产党人“为民造福”这一根本宗旨和最大政绩,积极探索不同路径,找准机关职能与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结合点。通过党建引领,广泛开展机关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深化“机关+农村”结对共建工作,强化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载体共创、资源共享,带动市、县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为民服务,做到系统带动、上下联动,使直接联系农村群众、服务乡村振兴成为全省机关的共同行动。
仓禀实,天下安。“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的火热开展,让干部长才干、群众得实惠、乡村添活力,取得较好效果。机关党员干部表示,通过认领一亩地,躬耕一方田,真切感受到唯有沉到一线察实情,扑下身子真为民,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用心耕好职责所在的“一亩三分地”,才能在时代滚滚的洪流中,砥砺初心,勇毅前行,在“为人民服务”中成就更好的自己和更有价值的人生!
党旗耀八闽,党徽映初心。八闽大地,田间地头,万亩绿辉映那抹红。阳光下,高扬的党旗分外夺目!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
患“不死癌症”的他,给6300位无名逝者找家******
屋子关得严严实实。
1月2日,张大勇穿着一条棉裤、一件大棉衣,盖着厚被子,躺在电热毯上,依旧冷得发抖。
作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58岁的张大勇最近一次出门,还是三年多前由几个彪形大汉抬他下的楼。此前,李宇春自曝患此疾病,后来得到控制。但对张大勇来说,错过了救治时期,这个“不死的癌症”,已导致他脊椎骨钙化,全身颈椎、双髋等30多处关节强直僵硬,身体怕冷,不会转头、坐立、行走......慢慢变成了一具“会呼吸的木乃伊”。
他无法出门,生活在“孤岛”中,却渴望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他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寻人网站;他撰写出版了书籍《俺娘》……而他最为人所知的是,2012年夏天创建的“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里面有6300多个无名遗体的信息:山林中发现的男性骸骨;疑似自缢的六旬老人;全身赤裸的女性浮尸;死于交通事故的无名氏……
十年来,张大勇每天搜集这些信息、照片,与它们相伴,最终让100多具无名遗体叶落归根。而他自己,在这份孤寂的事业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发现躺在家里也能帮到外面的人
“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保留了两百多条留言,大多类似这样的:
“寻找失踪的弟弟,男,身高180左右,体重60公斤,1998年出生,2022年8月31日从武汉长江大桥跳下失联,望好心人帮忙留意转发。”
“寻找沉船的先生:我先生于2022年1月28日在钦州港区域沉船失踪,30岁,身高174,体重160斤左右,左手手腕处有一枚纹身,我也有同款的纹身,如看到可联系我拍图确认,谢谢!”
2022年10月21日,吃完早餐后,张大勇侧躺在彩色条纹床单上,用右手食指点开床边的电脑,屏幕从蓝色瞬间变成了白色,进入“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接着一条条关于死亡的消息“扑面而来”。
刚开始看这些信息、照片,他也是连续好几个月寝食难安,经常做噩梦……不过,他如今已习以为常。
每天早上,张大勇躺着吃完早餐,用电脑工作一会儿,再起床做午饭。
他工作和生活的房间约十来平方米,进门右边有一书架,摆满书籍,往里有一张电脑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脑,紧挨着那张狭长的铁木床,刚好够身高一米八五的他躺在其中。
因为不会自己穿衣,张大勇睡觉从不脱衣,但起床依旧困难重重。他用手臂延长器,即一根1米多长带钩子的木棍勾起拖鞋,然后把僵直的双脚塞进其中。因血液不流通导致发紫、发黑的双脚,干燥脱皮,像鱼鳞片一样脱落。
双脚套上拖鞋后,他胯部用力旋转,身体倾斜,之后双腿着地,两只手抓起拐杖,用力撑起上半身,双脚终于踩在了地面上。
他高兴地说:“我起床了!”
张大勇记得,他生病后,第一次这样起床,花了半小时也没有成功。如今动作娴熟多了,十几分钟就能起来。
他曾经能正常行走。1991年7月,27岁的张大勇高烧不退,从此瘫痪在床。
1997年2月的一天,距他家几十米远的瀍河桥下发现了一具女尸,烫发,穿一件红毛衣。那两天,张大勇听到电视里播一则寻人启事,洛宁县一夫妇吵架后,妻子离家出走了。丈夫描述妻子的穿戴、发型等,跟母亲和弟弟转述的桥底女尸特征一模一样。
家里没有电话,张大勇让当时在国企上班的弟弟张小勇联络那位丈夫,告诉对方联系洛阳市公安局,说他妻子可能被人杀害了。一个星期后,张小勇再打电话过去,确认男人的妻子正是该红衣女子。
张大勇回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躺在家里也能帮助到外面的人。
枕头下藏了一把剪刀
1964年9月,张大勇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郊区的一个普通家庭,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某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工,常年在外,母亲在家务农。张大勇从小跟着外婆在偃师市(现改为区)诸葛村长大。
外婆叫蔡芸芝,是作家魏巍笔下《我的老师》的主人公。张大勇至今记得,小时候,外婆教他讲对联、猜谜语;他做错事,承认错误,外婆夸他诚实;夏天的夜晚,屋门口被打扫干净,铺上凉席。他和外婆一起躺在凉席上,遥望满天星星,外婆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娓娓细述天文和天宫里的故事。
快乐的童年,自他十岁起戛然而止。
那一年,张大勇的右大腿窝疼痛,村医诊断其为“隅蔻”(音)发了。外婆通过村医的指点,用大青盐在铁锅内炒热,装在布袋子里,再垫上毛巾,焐在他右大腿窝疼痛处,疼痛减轻。
1975年底,外婆去世后,张大勇回到洛阳市的父母身边。上初二时,他腿窝疼痛加重,几乎不能走路,第一次休学住院,被诊断为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每天打消炎针、用激素药,却不见好转。
治疗了两个月,张大勇不得不出院、返校。其后,因病情反复,他几次休学住院、出院返校,都没有落下学习,还是班里的班干部。
1983年,上高中的张大勇第四次因病休学,从此没能再返回学校。医生告诉他,他患的是强直性脊椎炎,但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张大勇考大学、搞科研的梦想一时间化为了泡影。
疼痛厉害时,像锤子捶他的神经,不能侧身、坐立,躺在床上24小时不吃不睡。等到疼痛减轻,他才能喝一点醋,吃几个鸡蛋大小的蔫苹果,又酸又涩。
那些日子里,张大勇哭泣过、诅咒过、绝望过,想过一死了之。
有一次,母亲王玉平发现儿子的枕头下面藏了一把剪指甲的剪刀。很长一段时间,她白天、黑夜都不敢出去,害怕儿子想不开、做傻事。王玉平鼓励儿子:“人有两根脊椎,一根是骨骼脊椎,一根是精神脊椎。骨骼脊柱病了,精神脊椎挺起来,人照样可以挺拔伟岸。”
为了让儿子找到活下去的勇气,王玉平鼓励他多学习,去报社看新闻,去学校旁听课,让他看到更远的世界,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信息。疼痛减轻时,张大勇去报社的资料室,阅读全国各地报纸,去学校读书馆借书,甚至还做过报社的通讯员。
妹妹张千千印象中,母亲对哥哥关怀备至,他的任何情绪波动,老人都看在眼里,随时开导。相比之下,她和弟弟得到关爱就少很多。
1991年夏天,张大勇彻底瘫痪后,开始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的生活。他回忆,其后十年,他每天讲的话不超过70个字。
1996 年6月,父亲因病过世,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很长一段时间,王玉平到各单位、学校、居民小区,收购废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一些晚报、文摘、杂志等,用板车拖回家里给张大勇看。
张大勇说,他估计至少阅读了10吨报纸,剪报存了3纸箱,从中寻找生活的意义,最终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和方向。
狭小的屋子挤进了五十多人
通过看报刊杂志,张大勇发现了很多奇闻逸事,以此编写了一本50万字的《切尼斯(Chinese的音译)中国纪录大全》;他收集了很多寻人启事,大小方块,做成了三本“寻人相册”集,希望能去学校搞一次展览,教育孩子们不要离家出走。
张大勇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不少学生受武侠小说影响,跑出去“闯天下”,跟家里人失去了联系。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希望能寻找解决方法。
1998年5月,河南的《大河报》转载了“新华社”的一则消息:“全美失踪儿童中心”建立了美国第一家寻人网站,以帮走失的孩子寻找其家人。张大勇看到后心想,这太方便了,我为什么不做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呢?
不久,弟弟张小勇从国企下岗。张大勇建议弟弟先学电脑,再找工作,顺便一起做“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张小勇听从了哥哥的建议,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习计算机:去图书馆看相关的书,洛阳大学旁听计算机课等。
2001年1月,张小勇在一家网吧熬了三个通宵,按照哥哥的想法,建成了首个“中国寻人网站”,并开通了“寻人热线”。
彼时,家里没有电脑,躺在床上的张大勇没能看到这个新建的网站。一直到当年10月,洛阳市残联捐了一台12英寸的电脑给他,摆放在房间的桌子上。张大勇侧躺在床上,看见电脑屏幕泛着白光,上面是网站的名称,下面一排照片,附有几行小字.....他激动万分。
寻人网站有“家找人”,包括家人寻找离家出走的人、走失的精神病患者等,也有“人找家”,包括帮被收容的人员或已死亡的无名氏寻找家等。很长一段时间,网站都是弟弟张小勇在维护。张大勇学会使用电脑,是2009年换了第二台电脑过后,他才会打字、更新网站。
当时的《东方今报》记者孟亮记得,张大勇那时不能翻身、下床,状态比现在还差,但他内心强大,做了不少正常人都做不到的事情。2004年认识张大勇后,孟亮经常去家里看望母子俩,后被对方视为亲人。
媒体的接连报道,让这个在床上躺了十年的男人突然火了。一些人跑到家里来,跟张大勇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他帮忙寻找亲人。“最多的时候,家里一次性涌进了五十多人,挤满狭小的屋子。”
其后十年,张大勇的寻人网站免费帮助两百多人找到了家。
但没有人知道,张大勇很快陷入了抑郁。他去看心理医生,对方说他梦想太大、太多,把身体压垮了,建议他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想做的事情太多,好像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不够我想的。”张大勇回忆,他后来反思,学会量力而行,才慢慢调整了过来。
2007年,张大勇参加中国人文奥运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其设计的“2008中国年神七奥运纪念标志牌”,包含了北京奥运和“神七飞天”两个元素,获最富创意、设计金奖。
央视报道了他的事迹后,广东一家企业老板联系上他,资助他去北京做了两次手术,把双髋、双膝置换成了钛金属人工关节。
他才又重新学习起床、走路,靠着拐杖等工具,慢慢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卧行中国
今年1月2日,张大勇感染了新冠,发烧39度多。
那两天,他没有下过床,吃了两颗之前备的退烧药,饿了就喝水,吃点零食。其间,他头痛、睡不好,还呕吐过一次。
此前一个多月,他就谢绝了任何人来访。但两天后,他状态开始好转,如今已基本恢复正常。
去年天冷之前,深圳建辉基金会给他家里安装了管道和暖气。相比此前,家里变暖和了,而且随时有热水。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基金会,以那些“帮了别人一辈子,现在自己面临困境”的个体行善者为资助对象。
2006年开始,张大勇每个月领100多块钱低保,涨到现在每个月有600块钱。另外,他每月还有120块钱的残疾人补贴。但依旧维持不了家里的开支,网站因欠费几次被关闭。直到2017年初,基金会开始资助张大勇,每个月一千块钱,并不时去家里看望、慰问。
“张大勇眼神清澈,笑容纯真,生病后出门总共不超过十次,却能利用互联网做公益事业。”建辉基金会洛阳负责人李灿学感叹。
李灿学记得,有一次,基金会的几位女士跟他一起去看望张大勇,见对方躺在床上,双腿全是紫黑色的,难过得哭了起来。
张大勇却不以为然,告诉他们,现在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
他的首个“中国寻人网站”成立几年后,各地寻亲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张大勇发现,“人找家”部分没有人做,更需要社会的关注,于是决定单独做这部分,取名为“无名逝者数据库”,供寻亲家庭,以及相关单位免费查询。
当时,妹妹张千千对此并不赞同,但她觉得哥哥不容易,不忍心阻拦。
为收集无名逝者的数据信息,张大勇给各地殡仪馆、医院、公安局等相关单位打电话、写信,得到的回复寥寥。他希望收集的信息主要包括无名逝者的大致年龄,体貌特征,穿着打扮,死亡原因、时间、地点等。
进展不顺利,但他并不灰心。2010年9月,张大勇参加“百万青年创业计划”大赛。他收集无名逝者数据库信息的创意,获一等奖,3万块钱奖金。
第二年秋天,张大勇在妹妹、妹夫的陪同,以及各志愿者的帮助下,躺着去了广东广州、深圳,福建......他联系、走访了近100家卫生、公安、民政等单位。
回忆起那次45天的“卧行中国”行动,张大勇说,他只在广州殡葬管理处搜集到了五百余条数据信息,但媒体的跟踪报道,让这次行动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无名逝者”的问题。
不过,这次经历,并没有给他的妹妹和妹夫留下很好的记忆。张千千记得,她老公说,好不容易出来,去的不是火葬场,就是殡仪馆,还在那种地方留影!但哥哥有梦想,张千千希望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此前,有网友评论,让一个残疾人做这件事,显示出相关部门人性关怀的缺失,也体现出相关工作不扎实。但张大勇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全国各地的殡葬管理条例不一样,且这是一件冷僻的事,需要有人去做,而自己可能是最合适的人。
2011年8月,36岁的张小勇突发疾病过世。
因为无法出门,张大勇没有见到弟弟最后一面。孟亮觉得,张大勇对弟弟,以及整个家庭心存愧疚,但他从不说出口,只是继续努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年夏天,“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正式上线。
“放弃的话,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
国务院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明文规定:火化遗体须凭公安机关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一些遗体因各种原因缺少“死亡证明”,导致全国多地医院太平间、殡仪馆积尸严重。
一边是家属寻找亲人、亲人的遗体;一边是公安机关难以侦破命案,无名逝者无法“找家”。张大勇说,近年来,多数公安机关出具无名遗体的死亡证明前,会在本地媒体上发布认领公告,但人口流动性大,很多无名逝者可能是外地人,家属不一定能看得到信息。
张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数据库”,希望补充相应的缺陷,作为全国专业性的无名逝者信息平台,让家属更便捷地找到遗体。
但十年过去了,知道此网站的人并不多,而收集信息跟从前一样艰难。大部分时候,张大勇从其他网站上寻找信息,整理到自己的网站上,至今已有六千多条无名逝者信息。他偶尔接到自称是公安民警的电话,称想在其网站上发布无名逝者信息,但当对方知道是他个人办的网站后,就都不了了之了。
前几年,因经济压力,张大勇多次想过放弃网站,但他内心不愿意放弃,“如果我放弃了,全国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
有人建议他在网站上加入殡葬广告,张大勇拒绝了,他不愿意赚死人的钱。
即便如此,张大勇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这个又冷又偏又小众,甚至让读者后脊背发凉的公益项目,让至少一百多名“无名逝者”叶落归根。张大勇觉得,接到家属的感谢电话,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志愿者毛全红说,很多人活到这个年纪,会变得世俗、麻木,张大勇始终保持一颗敏感的心,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她经常会忽略对方是一个残疾人。
一直以来,张大勇和母亲王玉平相依为命。约20年前,王玉平接连患上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六七年前,她乳腺癌复发,风湿导致她左胳膊肿胀,颈椎和头疼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子面前诉苦、抱怨,只是鼓励他。
王玉平偶尔偷偷打电话给孟亮,说家长里短。她担心自己走后,张大勇一个人生活太艰难,有时甚至嚎啕大哭。
“她这一辈子太苦了,丈夫过世得早,两个儿子都没有结婚生子,一个早早过世,一个因病残疾。”孟亮说。
近几年,张大勇经过康复训练,可以自己起床,拄着拐杖在家里做饭、炒菜,帮母亲熬药等。但他依旧无法坐立、弯腰,下楼梯。
2022年8月8日,王玉平在家里摔倒了,被送进了医院治疗。十天后,她出院,住进了一家老年公寓。张千千说,因为母亲在家里不方便,老年公寓有人护理,而且她每天都会过去陪她聊天。
10月4日,王玉平突然病情加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母亲最后的日子,张大勇没有见到她,也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更没有办法去墓地里祭拜她……2022年10月21日,张大勇回忆起母亲,这个鼓励他寻找梦想的女人,陪伴他大半生,如今也离开了他。
张大勇一个人孤寂地躺在床上,默默地点开了“无名逝者数据库”。
“这是我的梦想。”他说。
(文中张千千为化名)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视频编辑 吴佳颖 实习生 王佳樱 澎湃新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